教育机构责任案例

2016-12-13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则案例谈起,苏州东港幼儿园的校园伤害案件。

介绍以下相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1987年)对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没有规定,有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时,教育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是在审判实务中发展起来的。《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在2004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七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延续了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的基本思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成为法院审理校园伤害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并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其中主要有三条,与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有关。

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注意:本条突出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将以往的过错原则改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举证责任倒置。

本条规定的情形包括:1、教育机构过失致儿童损害;2、因教职员故意致儿童损害;3、儿童对儿童的损害(若教育机构或教职员在其中没有违反教育管理义务,亦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4、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致儿童损害(若教育机构或教职员既无故意也无过失,除特别规定外,通常可以免责)。

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注意: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适用一般过错原则。这一点与以前相比没有变化。

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相关条文:《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注意:1、本条应首先考虑由第三人承担责任。2、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职责要高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3、实践中可将此条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精神病院、福利院。4、程序上,请求权人应以第三人为被告,亦可以学校等教育机构为被告,但应追加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若第三人难以确定,可以学校等教育机构为单独被告。

一、教育机构责任的性质   

有关教育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机构承担的民事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监护责任。未成年人在校就学期间,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已部分变更由学校行使,学校在此特定期间负有教育、管束、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监护人实际已暂时中止其主要监护行为,其对未成年人在校情况很难掌握,也无法控制其行为"在此期间学校以一种临时监护人的身份承担实际的监护职责,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精神病院学习、生活或者治疗时,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由于这些单位对这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一定的监护性质的职责,因此,可视情况决定这些单位适当地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观点影响深远,在2000年之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大多数人认为,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的是具有一定监护性质的责任,因此只要未成年学生在校园发生伤害事故,通常即视情况决定由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机构所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教育关系,而非基于民法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父母(包括其他监护人)与子女之间的监护关系,学校的责任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学校等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所负的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而不是民事法律意义的监护责任。 这种观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5号《关于肖涵诉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等赔偿一案的复函》中,该复函明确指出,“肖涵在校学习期间,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对其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也采纳了这种观点,将教育机构的责任明确规定为“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

从《侵权责任法》的本条规定来看,是采纳了后一种观点,将教育机构的责任性质明确为“教育、管理”职责。

二、教育机构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指法律据以确定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标准或者说最终决定性的根据,是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确定当事人责任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通俗的说法就是法律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和基础。主要关系到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在侵权案件中,一般有四种: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原则。而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形态。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当事人具有过错作为其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最终要件,以及确定其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

过错的基本形态可分为故意和过失,过错的不同形态不仅决定了责任的成立与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责任的范围以及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该后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故意通常被分类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前者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仍然希望该后果发生的情形,后者则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放任该后果发生的情形。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即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虽然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该后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即轻信的过失)。 按照从重到轻的程度,过失又可以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连最普通人的注意义务都没有尽到,或者说行为人以极不合理的方式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一般过失也称抽象轻过失,其判断标准是善良管理人或者合理人的注意标准,即一个有相当经验的人处于行为人当时的境地会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人却不作为或者作为了,那么行为人的过失就属于一般过失。轻微过失也称为具体轻过失,是指行为人欠缺与处理自己事务时相同的注意程度,此类过失应就案件中当事人的主观具体情形加以判断。

学校对在校学生人身伤害的责任承担应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对于学校来说,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首先应从学校的职责方面看,如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且这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学校就应承担过错责任。这里尤其要注意学校是否尽了相当注意义务。所谓相当注意义务,即根据通常的预见水平和能力,应当预见潜在危险或应认识到危险结果的义务。如果学校应当预见而没有注意或没有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就是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如果学校尽了相当注意义务,就可以免责。即第39条。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中,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就是把证据法上的规则即举证责任倒置引入民事责任领域,让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达到保护受害人的目的。所谓推定,是指法律或法官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事实而得出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根据已知的事实对未知的事实进行推断和认定。即第38条的规定。关于机动车造成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人身损害的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

无过错责任原则,又称为严格责任、危险责任或风险责任,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只要其行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的损害,行为人就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因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大型危险性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其核心在于分配正义和损害补偿,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只考虑损害结果,属于客观责任。如环境污染等案件、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对教育机构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与前面所讲的责任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将教育机构责任的性质理解为监护责任的,由于监护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即使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也不能免除责任承担,因此很自然地,教育机构的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只要未成年学生在教育机构受到伤害的,教育机构均不能主张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民法通则的意见中,即明确规定“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将教育机构的责任具体化为“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是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按照其职责范围和过错大小来确定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将教育机构的责任定位于过错推定责任。体现了一种政策性地选择,即在立法上更倾向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上,应该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就是说,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举证责任由受到伤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承担,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不能举证证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都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则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不承担责任。

公平责任原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三、结合审判实践中校园事故发生的原因,划分九大类型:

中小学生在校伤害的表现形态或类型较为复杂,常常发生在学校内部,如课上伤害、课间和课外活动中的伤害、学校的建筑物或设施造成的伤害;也有的发生在学校外边,如学校组织的参观、郊游、文体或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伤害,等等。对于众多的学校伤害事故,我国民法、教育法等法律没有处理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的专门规定,有关司法解释也不详尽,而教育部2002 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存在较大争议,且又缺乏可操作性,加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在为数不多的理论探讨文章中,学者的观点也不统一,使得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的处理和纠纷难以顺利解决。学校伤害事故问题也就成为当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小学校工作中的难点,也是民法学和教育法学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因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管理、维护不当引起的事故。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包括学校的楼房、墙体、道路、场地、运动器械、电力、消防设备等。

应当符合安全标准,并有管理、维护义务。房屋倒塌,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运动器械断裂等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出现这些问题,说明学校本身存在过错。

(二)、因学校提供的食品、药品、饮用水、教学用具或者其他物品不合格引起的事故。

应当符合国家或有关标准。提供的食品不合格导致学生食物中毒的,分两种情况:食堂自行提供的,无论学校自己经营管理,还是承包、租赁的,存在管理过失,都应承担责任。如学校外购食品,看其是否购买的合格产品,如向正规的有资质的厂家购买,则不承担责任。如购买的是“三无产品”,应当承担责任。

(三)、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其他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引起的事故。

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实施其他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些行为,有的会对学生造成直接的人身伤害,甚至造成学生终生残疾;有的会使学生出现抑郁、强迫、紧张等心理问题,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自杀。

教师在教学、管理活动中的行为,代表的是学校,属职务行为,造成损害,由学校承担责任。但教师的行为如果触犯刑法,如故意伤害,则本人应承担刑事责任。温州虐童案,法律的盲区。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四)、因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或者竞赛活动引起的事故。

如上体育课时,学生从单杠、双杠跌落受伤,进行足球、篮球比赛相互碰撞而受伤,球不慎砸到旁边的其他同学。

主要根据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来判断,是否应承担责任?如教师对一些危险性技术动作保护不力;对知道或应当知道某学生有不适应某种活动的特异体质、特殊疾病,未予必要照顾;未对器材进行必要的检查,教师擅离工作岗位等情况,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例解析】

方某九岁,系曙光小学三年级学生。在学校上体育课期间,从单杠上摔落在地,经诊断为“右顶骨凹陷性骨折,硬膜外血肿,后顶叶脑挫伤”,住院18天,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方某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曙光小学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曙光小学对方某具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但其未尽到职责致使方某在体育课期间从单杠上摔落,曙光小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是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而承担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方某系在上体育课期间从单杠上摔落导致人身伤害,而在体育课上学生在从事具有一定危险的活动时,应当有教师在旁进行指导和保护。曙光小学无法证明对其监督管理范围内的伤害事件已经尽到职责,而方某从单杠上摔落的事实本身恰恰表明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时存在疏漏,因此,曙光小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五)、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教学或者劳动时发生的事故。

如上化学实验课,学生被灼伤、烧伤、吸入有害气体,打扫卫生擦窗时不慎坠楼等。

对学生应进行安全教育,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教师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违反工作要求或操作规程。未尽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学生之间相互嬉戏、玩耍造成的事故。

分上课和下课时间发生。上课时间,教师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问题,应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制止。导致一方受伤,学校应承担责任。除学校能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但事故仍无法避免的发生,则学校可减轻或免责。

下课时间发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一般学校承担的管理责任比上课时间要轻。如教师已对打闹学生提出告诫,教师离开后仍发生事故,则学校责任较轻或免责。

同时,还要考虑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白马涧小学案例。过失相抵,是指就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也有过失,法院可依其职权,按一定的标准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如被害人的行为与加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例如,张某进入某施工现场找其朋友李某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因工人李某施工时过失致一把扳手从三楼掉下,砸中张某头部,造成张某受伤。张某的损害是由于其过失行为与李某的过失行为相互结合共同造成的,欠缺其中之一,损害都不会发生,因此属于过失相抵的情形。实践中存在相互致损的情况,如双方当事人吵架互殴,相互造成对方身体伤害,这实际是两个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造成两个损害,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案例解析】

吴某系某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在寝室休息时,被朱某砸伤眼睛,治疗后留下残疾。经鉴定,吴某的左眼伤残程度为9级。吴某诉至法院称,某学校对其负有监护职责,其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受伤,某中学理应赔偿损失。朱某是直接致害人,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应由其监护承担侵权责任,但监护人已尽到了监护责任,可以减轻其责任,承担比例为30%;某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比例为70%。

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是否承担监护职责;二是谁应当对本案的伤害后果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对在校学习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教育、管理职责,但不负监护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本案中,学校未对学生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朱某的监护人朱某某应对朱某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侵权行为发生在学校,监护人朱某某尽到了监护责任,可以减轻其责任,但不能免除。故某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朱某某应承担次要责任。

(七)、学校组织学生外出活动时出现的事故。

外出活动:春游、秋游、爬山、游泳、参观等,学校同样负有教育、管理职责。但在这里,根据不同的活动场所及环境,其要求和标准是不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学校责任的大小。

(八)、校外人员在校内造成的事故。

比如,校外人员进入校内殴打学生,校外车辆在校园内撞伤学生等情况。这时学校的管理职责就体现在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有明显的疏漏,或者是否存在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比如,学校门卫管理制度欠缺,导致校外人员可随意进出;或把学校校舍、场地租给他人,致使校内常有车辆来往。

(九)、因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事故。

包括以下几种原因造成学生人身伤害事故:1,非因学校原因学生在校自杀、自伤的;2,学生实施了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就是不听,拒不改正;3,学生擅自离校或外出;4,学生违反规定在非教学活动期间自行到校活动时发生意外;5,学生有特异体质、特殊疾病,其监护人未告知学校,学校又难以知道的;6,学生在学校期间突发疾病。一般应由学生自己或侵权人承担责任。但如果在事故发生后,学校存在处理不当的情况,还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如发生擅自离校,应及时通知其监护人,发生疾病,要及时采取救护措施。

新区二中学生跳楼的案例。

【案例解析】

谭某系某中学高三学生,寄宿于被告某中学学习。2007年10月15日中午,谭某以看病为由向学校请假,获准后,谭某于当日乘车前往外省老家。直至10月21日某中学均没有将其离校的相关信息通知谭某家长。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原告发现儿子谭某未像往常一样回家后,于次日到某中学处寻找,未果。某中学即刻采取多种方式协助查找谭某的下落。2007年10月22日,谭某于某铁路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死亡。谭某父母以某中学未尽管理职责为由起诉请求某中学承担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对学生的管理,采取走读和寄宿就读两种管理方式,对寄宿就读生,学校除了在校园对其履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外,其离校后,为使其法定监护人能确实履行监护职责,学校应该将其离校后与之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及时告知其法定监护人,本案的被告未能及时履行此义务,依法应对谭培荣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10%的民事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是否承担监护职责?法院认为,谭某的监护人为其父母,某中学不承担监护职责。此项认定符合现行法关于监护性质的认定。第二,被告对死者谭某是否尽到了管理、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如本条条文解释所述,学校等教育机构的义务标准主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认定,同时参考相关的部门规章。教育部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案中,谭某虽为请假离校,且在离校期间受第三人侵权致死,但学校仍负有将其离校的与之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及时告知其法定监护人的管理义务。由于本案被告过于轻信、疏忽大意未及时履行上述义务,在管理上存在不足。因此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同时,还要考虑谭某年近十七周岁,具有相当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应对其行为的危险性谨慎进行判断。因此,这也是判断学校等教育机构未尽管理义务程度大小的因素之一。第三,学校承担的是最终责任,根据本条规定,其无权向第三人追偿。

还有一种情况,是上述侵权责任法上没有规定的。即在学校学习生活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他人人身损害,此他人不包括同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其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时显然无法援引侵权责任法此三条的规定,但在此可以援引《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解释》第七条后半段:“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用的责任”。也就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不包括同学校学习生活的其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时,根据该条后半段,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仍应可能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因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在一定范围内仍有适用的余地。

四、对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评析

教育部2002年第12号教育部令,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作出了具体规范。它适用的范围主要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首先具体规定了学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十二种情形,如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等。其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又具体规定了六种情形下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如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学校无法律责任。这些情形有:①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②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③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④学生自杀、自伤的; ⑤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⑥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最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又明确以下四种情形下发生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这些情形是:①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②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③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④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教育部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虽然对指导规范学校、老师的教育管理行为有重要意义,对学校与教师加强管理、增强安全意识,甚至法院判案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初步显示了该部门教育规章应有的作用。但笔者以为这一《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讨论的。

第一,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宪法》第89条第3款赋予了国务院“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的权力,依据我国《立法法》第71条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可以依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至今国务院也不曾制定有关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而且我们在国务院给教育部规定的职责中也未见有可以制定此类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办法的职责,教育部未得到国务院的特别授权。由此可见,教育部制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法律效力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既超越了教育部的权限,又没有法律依据。依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制定民事基本法律制度的权限应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由它们授权的国务院。并且,依《立法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如果《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属于民事法律,则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如果《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则应由国务院制定。事实上,我国处理事故的如“医疗事故”和 “道路交通事故”的条例,都是由国务院而不是卫生部、交通部制定、发布。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只能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层次较低,对法院没有,也不应该有拘束力,法院在审理、判决有关的案件时,只能作为判案时的参考,而不能以此《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为法律依据。

第二,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内容与其他法律的冲突问题。《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第2款已经明确:“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接受委托承担相应职责的情形除外。”这一规定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学校不承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职责,因而,学生在校发生伤害事故也就不能以学校是否是学生的监护人为依据进行处理。同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又强调学校对在校学生的职责是:教育、管理和保护。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我国民事法律虽没有明确学校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或应当承担监护责任,但也并未完全排除学校担当监护人,依上述司法解释学校在一定条件下是要承担一定的监护职责的。学生在校学习,家长不能实际监控自己的孩子,孩子的监护问题出现了空白。如果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完全不承担监护责任,将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职责推向事实上不可能履行的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上,极不利于对学生,特别是未成年学生的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责任越来越明确。重视教育法制的建设,用法律来管理学校和教育,体现了社会理性化和法制化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但目前这个《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处理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过多考虑学校的利益,忽略与其他有关法律的协调,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消极的。

第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欠缺一定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毫不区分是什么类型、什么性质、什么条件、什么地区的学校,统一作出规定,都要对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予以执行,不太合理。例如,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职责与非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职责就不一样;私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和公立学校的也不太一样;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义务的注意程度也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学校的条件和设施与偏远农村学校的条件和设施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学校伤害事故的具体责任承担也应该是有差异的。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无视上述差异,只要违反了的规定都要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教育部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只笼统规定了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未尽此职责,对学生造成伤害的,应承担责任。但是,我们知道,学校的活动具有多样性,对于学生受到伤害而言,造成伤害的原因也可以是多方面的:是意外事故还是侵权行为?如果要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则侵权的成立条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是必须明确的。如果构成侵权,侵权责任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有发生争议后的处理主体及程序都应有法可依。否则,实践中就不能正确、及时地处理纠纷。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有些条款过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造成校方推卸责任。

五、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条是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第三人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的规定。

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期间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本法分别用三个条款即第38条、第39条和本条作出了规定。第38条、第39条解决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受到教育机构内的人员(包括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条则解决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期间受教育机构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这三个条款综合起来,构成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期间人身权益的保护体系。

在审判实践中,出现本条所述的第三人侵权情况,应当首先考虑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学校等教育机构须有未尽管理职责的行为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要件之一是须有未尽管理职责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在第三人侵权场合,如果学校等教育机构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上述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二)学校等教育机构存在过失

根据本条规定,学校等教育机构在第三人侵权场合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过错责任中的过失主要是指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的侵害结果而未采取措施加以避免。但是,在具体的判断标准上,本条规定体现了将过失客观化的倾向,即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过失是根据其是否履行了法定的或约定的管理、保护和教育义务来判断。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益受损害

在第三人侵权场合,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益的保护,而不及于财产权益。其主要原因是,合理划分学校等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界限不仅涉及到受害人的保护问题,而且涉及到受害人的行动自由问题。如果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科之过严,学校等教育机构势必会加大管理力度防止承担责任,如此,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行动自由的过分限制。另外一方面,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管理保护义务如果扩及到财产权益,也会使它们不堪重负。

(四)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应当看到,在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情形,第三人实施了直接侵害行为,导致了直接的侵害行为的发生。换言之,导致结果的最后的原因并非是由学校等教育机构实施的,而是由第三人实施的。因此,在因果关系上,应当着眼于学校等教育机构尽到了应尽的管理职责、实施了其应当实施的作为义务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角度作出判断。 这就需要综合损害发生时的时间、地点,学校等教育机构采取避免损害发生措施的充分性等因素综合考虑。

(五)、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是与其过失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责任

本条规定的学校等教育机构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行为与第三人的行为不属于本法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的情形,换言之,两者的行为不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第二,从法政策考量,使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一方面有利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至于使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过重。具体而言,首先,只有在不能确定实施直接侵害行为的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无力赔偿的情形下,学校等教育机构才承担责任;其次,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不是指与直接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不能认为只要第三人无力赔偿的部分都由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即使在第三人无力赔偿的情形下,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范围也要与其过失程度相适应,即与其未尽履行管理职责的程度相适应。第三,由于学校等教育机构未履行应尽的管理职责,因此其行为本身具有可归责性,所以这里的补充责任是最终责任,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后不能向第三人追偿。


上一篇:简讯:我校举行优秀学生表彰大会暨法制讲座 下一篇:玲玲姐姐法律屋工作职责